在弗洛伊德之后，他的学生兼挚友桑多尔·费伦齐（Sándor Ferenczi）可能是第一个认真思考“退行”能否在治疗中被积极使用的人。
他发现，有些严重受创的患者在分析中并非出于防御或逃避，而是退回到极早的心理阶段——像婴儿那样依赖、渴望、害怕被丢下。
如果分析师仍然保持传统的“冷静中立”，他们就会再次体验童年时的创伤：那种“我在痛，但大人不理我”的无助。

费伦齐意识到，这样的退行并非病理，而是对早期创伤的再现与求助。
他尝试以更温柔、更真实的方式回应患者——安慰、握手、甚至允许靠近，以传达“这一次我在这里”的讯号。
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积极回应（positive responding）。

他由此与弗洛伊德分歧。弗洛伊德担心分析师若满足退行性需求，会强化依赖、阻碍成长；
而费伦齐相信，只有在安全的关系中允许退行，个体才有机会重新成长。

在他看来，许多退行并不是逃避冲突，而是一种绝望的求生尝试。
这些患者往往有严重的早期创伤——被忽视、被暴力对待，或被成人以爱之名利用。
他们在分析中重演创伤，退回到那个时刻，似乎在问：“这一次，大人会不会真的理解我？”
因此，退行在费伦齐的语境中更接近“回归”——一种向过去的呼喊。

他提出，分析师的任务不在于“控制退行”，而是容忍退行（tolerating regression），
帮助患者在退行中停留到恰当的程度。

这意味着：
解释太早，病人会再次感到被拒绝；
过度满足，病人会陷入依赖。

分析师需要具备“母性般的敏感度”，
既能容纳病人的脆弱，又能在恰当时刻引导其回到现实。
这种思路直接启发了后来温尼科特的“抱持（holding）”概念。
从翻译角度来看，自费伦齐以来，“regression”在中文语境下更贴切的译法应为“回归”，而非“退行”。